“顛覆”或許是會議室中常常提及的詞，但如今商界最顯著的現象不是對既有秩序的推翻，而是，一群企業超級巨星在全球經濟中占據了牢固的核心地位。其中一些是經過徹底革新的傳統企業，如通用電氣。有一些是新興市場的佼佼者，如三星，它們牢牢地把握了全球化帶來的契機。最頂尖的當屬高科技領域的領軍企業，如谷歌、蘋果和Facebook，它們以比特、字節等電腦技術為根基魔法般地打造了一個商業帝國。
這些超級巨星在許多方面均令人欽佩。它們在不斷改進產品的同時，也持續地改善了消費者的生活，舉例而言，智能手機不斷更新換代、變得更為智能，電視的分辨率也逐漸提升。這些公司每年為美國人和歐洲人提供了價值約2800億美元的“免費”服務，如，搜索或地圖服務。但這些巨頭的存在帶來了兩大問題。一是，擾亂競爭。二是，它們在應對政府監管時往往會利用“黑魔法”來實現競爭優勢，如利用政策漏洞盡可能地減少納稅金額，或游說政府機構以謀取好處。這兩個問題解決起來都很棘手。但放任不管只會引發惡性循環，這對任何一方都有弊無利。
市場更集中，但產品專注度下降
兼并已成為一種全球趨勢。相較上世紀90年代，如今每年兼并與收購的交易數量都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多。但美國最擔憂的問題是市場日趨集中這一現象。美國100強企業創造的GDP比例從1994年的33%增至2013年的46%。規模最大的5家銀行占據了銀行資產的45%，而2000年這一比例為25%。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當前初創企業的數量為這一時期的最低水平。倒閉的公司比新創立的公司多。公司創始人希望把自己的公司賣給某家巨頭企業，而不是靠自己打造大規模企業。
對于持放任態度的一些人而言，這只是暫時性的問題。現代科技在不斷降低準入壁壘;缺乏活力的現有企業將被規模更小、更高效的企業擊垮。有人認為，市場日趨集中的問題能夠自我修復，但現在看來這種看法并不合理。發展放緩會鼓勵企業收購競爭對手，并壓低成本。通過吸引更多用戶以及收集更多的用戶數據，高科技公司的自身價值也隨之增加。
企業巨頭的影響力也體現在，它們擅長從事一些降低經濟價值的活動。對外直接投資中大約30%流動于一些稅率很低的國家或地區。大公司通常會使用“轉移定價(transfer
pricing)”的策略來造成一種假象：它在某個國家產生的收益實際源自另一個國家。這些大企業也在歐盟部署了大量說客，如今有3萬名說客正游走在歐盟的辦公樓中，施展著各自的游說功夫。此前在美國立法者面前他們已把這些游說技能練得爐火純青了。
這些行為對改善大企業的形象毫無助益。納稅對個人而言無法避免，但對企業卻不是強制性規定。規則對民眾而言刻板嚴厲，但涉及到企業，卻是可以商榷的。與往日不同的還有一點，如今企業雖獲利更多，但提供的工作崗位卻更少了。1990年，底特律三大汽車制造商的市值為360億美元，雇用了120萬名員工。2014年，硅谷排名前三的企業市值總和突破了1萬億美元，但員工數僅13.7萬人。
對這種現象的憤怒是情有可原的。但不成熟的抵制只會讓現狀更糟。民眾對親商政策、尤其是自由移民法規感到希望幻滅，這幫助了脫歐倡議者在英國的脫歐公投中獲勝，也幫助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貿易保護主義和排外主義只會降低民眾的生活標準。要想約束企業巨頭，我們需要血淋淋的手術刀，而不是嘴皮子功夫。
所謂的“手術刀”是指，對避稅等問題實施強硬但深思熟慮的解決方案。歐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員國已取得一定進展，例如，為阻止企業把資金安置在避稅安樂窩而制定法規。這些國家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跨國公司在不同國家的分公司實際上是各自獨立的公司，解決這個容易被鉆空子的假象尤其重要。但相較折磨人的多邊協商，歐洲委員會最近向蘋果的愛爾蘭公司征收追溯稅(retrospective
tax)等這類措施則更具實效意義。
市場集中化是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尤其是美國，已經形成了對大企業進行無罪推定(benefit of the
doubt)的習慣。這種做法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具有一定意義，當時通用汽車和IBM等大公司承受著來自國外對手和本土新秀的競爭壓力。但現在形勢變了，無罪推定的做法失去了合理性。大企業正掌控整個市場，并不斷尋求鞏固自身地位的新途徑。
審慎的政策制定者必須徹底革新數字時代的反托拉斯法案。這意味著：大公司并購有前途的創業公司這種做法會帶來長遠影響，對此我們需持有更警惕的態度;讓消費者能夠更容易地把個人數據從一家公司轉移到其它公司;阻止科技公司通過在旗下平臺推出專有服務而獲取行業優勢地位的不正當競爭做法(歐洲委員會因對谷歌的調查和控訴而對這一方面貢獻頗豐);確保民眾可選擇不同方式來驗證在線身份。
1917年前后
企業巨頭的崛起徹底改變了近代歷史。上世紀80年代，由于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和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對AT&T
和英國利蘭汽車等受到國家保護的大型企業采取私有化的措施，因此大企業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頹勢。1860年至1917年之間，鋼鐵、石油等新興的龐大行業以及電力、內燃機等變革性新技術重塑了全球經濟，經過短期的激烈競爭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些市場一直保持著寡頭壟斷的狀況。那個年代的企業巨頭們通過把競爭對手擠出市場以及與政客培養密切關系來鞏固自己的地位。隨后出現的強烈抵制推動了對歐洲大部分國家的自由秩序的破壞。
因此，目前這些企業巨星取得的驚人成就首先應當獲得人們的肯定。但同時，人們也需密切關注它們的動態。世界需要一定劑量的競爭來讓巨頭們有所自制，同時也讓剛起步的小企業享受發展機遇。
商界巨星的崛起
一些或新或舊的企業巨頭再次統領全球經濟。這究竟是好是壞?
1910年8月31日，時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堪薩斯州奧薩沃托米發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講。他在慶賀美國非同尋常的商業實力的同時，也警告道，美國的工業經濟已被少數企業巨頭所掌控，這些企業為一小部分人創造了空前的巨大財富，對美國政界的控制也與日俱增。羅斯福告誡，美國這個以機會平等原則為基礎創立起來的國家正陷入一種危險中，即成為企業特權的溫床。他承諾要盡其所能對這些新崛起的大企業實施控制。
羅斯福當年的演講內容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又重現了。少數大企業再次蓬勃發展，對全球經濟加強控制，與其它企業兼并、進一步擴大規模，并享受高額利潤。美國企業利潤在GDP中的比例創下自1929年以來的歷史新高。蘋果、谷歌、亞馬遜等公司在當前美國經濟中穩穩當當地占據著主導地位，就如同羅斯福當政時期美國鋼鐵公司、美孚石油公司、西爾斯百貨等企業在美國經濟中的重要地位。這些現代大企業中，有一些是早已知名的明星企業，它們自身經歷了許多次徹底變革。有一些是新興領域的新秀。還有一些是依靠電腦技術魔術般打造出商業帝國的科技領軍企業。但所有企業都已學會如何結合自身規模和靈活應對政府監管的雙重優勢。它們正在各種領域中超越競爭對手、拉開相互間的距離，并逐步建立針對競爭的強有力的防御機制，其中包括投入巨額資金。在美國，大企業在這方面的投入資金占GDP的10%，而在日本，這一比例高達47%。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管理學專家曾提出“大型企業將終結”這種說法，因為當時的大公司似乎逐步被私有化的經濟類型所取代。AT&T等大企業紛紛解體，國有企業被私有化。高科技公司仿佛從天而降。資深管理思想家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宣稱，“《財富》美國500強榜單已失去意義。”他的觀點恰巧與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不謀而合。羅納德?科斯是一名學者，他曾在1937年《企業的本質》中談到，只有提供遠低于市場價格的服務，企業才具有存在意義。
但現在，規模似乎再次變得舉足輕重。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旗下研究機構Global
Institute的計算，全球10%的上市公司創造了80%的利潤。每年營收超過10億美元的公司創造了近60%的全球總營收以及65%的全球市值。
對規模的追求在全球范圍內催生了兼并與收購的熱潮。1990年，全球共有11500筆收購交易，交易總額相當于全球GDP的2%。自2008年起，每年的收購交易已攀升至3萬筆，交易總額約占全球GDP的3%。全球規模最大的飲品企業之一Anheuser-Busch
InBev欲以1070億美元收購另一家跨國飲料公司SABMiller，最近美國的反托拉斯機構批準了這筆巨額交易。
在美國這個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中，巨星效應(superstar
effect)最為明顯。《財富》美國百強公司產生的名義GDP的占比約從1994年的33%增長至2013年的46%。《財富》美國百強公司創造的營收在500強公司總營收的比例從1994年的57%增長至2013年的63%。賴斯大學教授古斯塔沃?古隆(Gustavo
Grullon)及其兩名同事的研究數據顯示，1997年和2013年之間，美國上市公司的數量從6797家削減至3485家，幾近減半，這折射了企業并購和規模擴大化的趨勢。中等上市公司的銷量幾乎是20年前的三倍。利潤率的增長同市場集中程度成正比。
與此同時，初創企業發現，自身的發展面臨更多困難。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的羅伯特?利坦(Robert Litan)以及布魯金斯學會的伊恩?海瑟威(Ian
Hathaway)強調，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當前初創公司的數目創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