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萬歷年間，李萬、劉恩厚、劉子春三人立下了一塊石碑。但他們怎么也想不到，這塊石碑竟記載了中國金融發展的一段歷史。

　　公元1611年，河南登封縣柳東四里馮家溝的三個負責祭祀的首領，在村中的中岳廟山門右側立了一塊石碑：登封縣柳東四里借錢廟 馮家溝社首李萬劉恩厚劉子春三人
萬歷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立。

　　借錢廟舊址

　　好好的中岳廟為何改稱為借錢廟?據馮家溝的老村長說，“傳說中，每逢災年，就有周圍百姓手持箔表香紙來廟中借錢。借錢的人只需在香紙上寫出姓名、地址、借錢數字以及還錢時間，焚香磕頭后到廟外等一會兒，回來就會發現，想借的錢就會出現在香爐前。”
久而久之，“借錢廟”的名氣越來越大，中岳廟最終改了名字。

　　之所以能成為借錢廟，絕不只是一兩筆借貸的短期行為。借錢廟不是慈善廟，有借就要有還，方能持續：按照借錢廟的規矩，借款者度過難關后，需要將所借的錢歸還廟中。在可考證的數百年里，借錢廟一直發揮著自己的作用。

　　村民從廟中借到錢，憑的只是一張寫有借款信息的香紙，而還款的動力除了有對神靈的敬畏，更重要的是對自己在七里八鄉名聲的看重。因為在農村，名聲就是一個人全部的信用。

　　從金融的角度來說，借錢廟可以被視為中國早期信用貸款的原型。作為一個純靠信用來貸款的機構，借錢廟的盈虧狀況雖已無從考證，但它數百年的存在則足以說明借貸在民間有需求，信用有價值。

　　網貸成長有煩惱

　　在借錢廟建立的數百年后，中國大地掀起了一場互聯網金融的浪潮。網貸平臺或者說新的“借錢廟”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業務遍布數百個城市和上萬個村鎮，其中也包括借錢廟所在的潁陽鎮。

　　不久，這些平臺的經營者們便發現，他們遇到了借錢廟沒有的煩惱，有的是未認識清金融的本質是風險，有的則沒能把互聯網玩轉。

　　然而，無論哪類經營情況，都要面對一個共同的難題——不良還款。陸金所董事長計葵生2015年稱，陸金所線上借款壞賬率6-7%，行業平均達到15-20%。也就是說整個行業近五分之一的借款者沒有按時歸還借款。

　　與此同時，伴隨而來的是網貸平臺頻頻爆雷。從最早的東方創投P2P非法集資案，到轟動全國的e租寶非法集資案，再到上海快鹿集團非法集資案……投資人的利益一再受到損害。什么樣的平臺才安全放心?投資人更多的是霧里看花，對行業的質疑聲此起彼伏。

　　據第三方機構統計，國內P2P平臺在高峰期達到4000余家。但是道德和經營的風險對互聯網金融行業造成雙重打擊，一些平臺經營不善甚至跑路。監管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網貸機構中，問題平臺的數量約占全行業機構總數的30%。互聯網金融亂象引起了監管機構的高度重視，監管政令多管齊下、數箭齊發……

　　2015年7月，人民銀行等十部門聯合印發《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

　　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2016年 8月，銀監會等四部委頒布《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

　　2016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公布《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

　　2016年11月，銀監會、工信部、工商總局聯合發布《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備案登記管理指引》。

　　2017年2月，銀監會正式公布《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指引》。

　　從無人監管的野蠻生長，到監管機構的重拳出擊，短短2年時間，多部委如此高頻次出臺行業監管意見，這在任何一個行業都屬少見。互聯網金融風險管控趨緊，8·24“大考”將近，網貸行業洗牌加劇，廣東、上海、北京等地已然拉開互聯網金融行業整改的大幕。

　　強監管環境下，不少平臺選擇了轉型退出，有的做大數據，有的做第三方，也有一些改做電商。當然，還有一些平臺積極擁抱監管，在合規之路上堅定前行。

　　“他律”背后，“自律”更重要

　　合規整改過程中，風控手段越來越被重視。資金存管作為通往合規的必經之路，被業界普遍認為是網貸平臺存活的關鍵。

　　為了遵循監管要求，各個平臺紛紛尋求銀行進行資金存管合作。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7年2月底，全國共有122家網貸平臺與銀行完成直接存管系統對接并上線。進入3月，不少平臺也紛紛加入銀行資金存管上線大軍，團貸網于10日正式上線，“三農”互聯網金融平臺主力軍翼龍貸也于19日完成上線。

　　作為剛性制度，存管能夠規避平臺對用戶資金動手腳，進行風險隔離。但是從風控角度看，存管只是全面風險管理體系中合規的必不可缺的重要環節之一。

　　除了積極迎合監管機構的合規制度之外，平臺自身還需隨時應對各方面風險，比如道德、信用、操作、產品風險等。平臺自身的系統安全管理，風控體系建設等同樣重要。

　　農村互聯網金融風控的“土方子”

　　除了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大數據也能在風控中發揮作用。信用報告、貸款歷史記錄、還款記錄、購物記錄、社交足跡等，在現代技術手段下，能夠讓城市互聯網用戶的信用情況一目了然。但是，在信息數據不健全的農村，互聯網金融該如何開展業務呢?

　　農村金融規模有三萬億之大，同時風險重重。銀監會主要監管指標數據顯示，2016年四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74%。有銀行從事農業貸款的相關人員透露，他們的不良貸款率高達8%。

　　農村金融之所以存在如此高的不良率，是因為農民素質低、信用差么?顯然不是，否則為何數百年前的借錢廟可以正常運轉。

　　那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互聯網經濟研究室主任李勇堅認為，除個人在網信用數據不足，也與農村的實際情況緊密相關。“涉農金融貸款不良率過高，與農業生產的特殊性有直接關系。”不同農產品生產周期不同、供需難以均衡、價格波動大，同時天氣等自然因素也對農產品也有較大影響。

　　“借款人經營出現暫時困難，偶爾會出現逾期但不是故意不還，再窮的人也有誠信，惡意欠賬的老賴數量極少”，
惠農聚寶東北某地的相關負責人說，“比如一個養豬戶，如果市場行情不好，他可能會等到豬肉市場價格上漲的時候再出欄。這種情況，借款人可能會在還款時間有推遲，但一定會認賬還款”。

　　針對“三農”領域獨有的特點，不少互聯網金融企業經過實踐，探索出接地氣的風控的“土方子”。

　　以翼龍貸為例，他們有一個“方子”就是熟人風控。

　　在潁陽鎮，翼龍貸通過嚴格的標準甄選合作商后，由合作商在當地的村鎮中按照“信譽良好、無賭毒、無犯罪記錄”等標準尋找合適的借款人，并由當地有威望的人物擔任推薦人，比如村長、村支書等。

　　“這些人對當地的風土人情十分了解，在風控上更有保障”，合作商認為，“他們推薦的借款人幾乎都有還款的保障，因為是熟人介紹熟人。對村民來說，面子比錢要重要的多”。

　　除了熟人風控，一些互聯網金融企業還摸索出“明線+暗線”的方子，用于貸前家訪。

　　平臺發放貸款之前，會組織家訪人員去到借款人家中和經營場所實地調研，家訪一般分為兩組人。這其中“明線”的意思是，一組風控人員會和借款人嘮家常獲取真實信息，同時會在屋內觀察細節，“比如我們會看，家里墻上的結婚照與借款人長相是否相同，衛生間的布置與借款人的生活狀況是否一致，從這些細節來判斷借款人是否靠譜”。

　　“暗線”則是指另一組風控人員會從借款人周圍獲取信息。“通過村口小賣部，借買一瓶水或一包煙的功夫跟老板聊，從老板口中打聽借款人的真實情況”。

　　明線和暗線的結合，形成對借款人信用的綜合評估。

　　貸前嚴格審核，貸后以“情”動人。同樣以翼龍貸為例，他們也總結了不少適用于農村的經驗。

　　翼龍貸的合作商表示，他們每天會有一個固定動作，由專職人員花幾個小時騎著車在村鎮轉一圈，基本能覆蓋這個區域內80%的借款人，看看他們的經營情況，聊聊家常。“一是能實地看到他們經營狀況，二是這樣的交流對于增進雙方除了資金關系之外的感情。”建立“感情”是這些合作商與借款人之間重要的貸后管理方法。

　　“做農村金融沒有捷徑，就得有這個‘笨’勁兒”，合作商發自肺腑地說到，“說心里話，為了千八百塊錢，有時要跑十幾趟，支撐我們扎根農村的就是心中那份‘三農’的情懷”。

　　“三農”長征路

　　時過境遷，幾百年前明朝的借錢廟已名存實亡，徒有殘廟。但那份深得人心的“信任與信用”得以流傳于世，在后人的心中生根。

　　四十多年前的南亞，“信任與信用”同樣在類似的環境下得以印證。穆罕默德·尤努斯對一個村中42名最窮的農戶進行小額信貸實驗，隨后逐步建立起孟加拉國鄉村銀行——“格萊珉銀行”。這家“窮人銀行”如今已發展成為當今世界規模最大、效益最好、運作最成功的小額貸款金融機構之一。

　　“瞄準貧困農戶、提供小額短期信用貸款”是格萊珉銀行的業務定位。而深耕中國農村金融的翼龍貸，同樣始終堅持小額分散、信息撮合、助力三農的理念，這一點與格萊珉的模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縱觀古今，無論是“有借有還”的明朝借錢廟，還是國外“小額扶貧”的格萊珉銀行，還是中華大地方興未艾的“互聯網”金融，都應堅守“信”字。

　　如今，互聯網金融在中華大地百花齊放、蓬勃發展。阿里巴巴、京東、宜信、翼龍貸等企業均涉足三農互聯網金融領域，各種業務模式層出不窮。當然，群雄逐鹿的農村互聯網金融戰場，各家企業要走的路仍舊很長……